150吨级内河小火轮吃力地航行在浩浩汤汤的巴拉那河河面上，已经做了《真理报》十多年总编，门生遍布国内各大报纸、杂志、书籍出版社的黎达彦站在前甲板上，打算做退休前最后一次重大采访活动——一项见证土地移交的外事活动。
做完这次，以后这些比较耗费体力和精力的采访活动，基本上就由他的学生们去做了，他们年富力强，正是做事业的大好年华。而他黎达彦呢，为《真理报》工作了半辈子、为元老们鼓吹了半辈子的他，今后就可以慢慢退居二线了，这也是更好地为年轻人铺路。当然该给他的待遇和地位一点都不会少，这也是应有之意，毕竟他和很多大人物们“谈笑风生”过，这人脉自是不一般。
“国家发展至今快三十七年了，已经有了快200万人口（截止1667年7月，据全国最新的人口统计和估算，华夏东岸共和国本土总人口数已经达到了198.54万人，非国民的数量也继续膨胀到了26.1万人，人口规模已不可小觑），生产出来的商品数量也越来越多。公路、铁路、码头、运河等基础设施的里程也越来越大，贸易发达、商品繁荣、节奏飞快，整个国家的性质已渐渐与旧大陆国家有了很大的区别。”迎风站立的黎达彦说到这里，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朝自己的学生们温和地笑着说道：“但国内很多人——包括不少新闻记者——声称农业仍然是我国最大的行业。这种论调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正确的，因为直到去年，农业还是我国人口最大的一个主要社会经济集团的标签，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如纺织、钢铁、建筑、航运、煤炭、木材、机械制造等——其从业人口超过农业，甚至就连接近都是一种奢望。全社会七成以上的人口和农业相关，一半以上的成年男子是直接的谷物种植业者，其他的也多为菜圃园主、水果栽培业者、农场主、牧民或农机维修工人，这样一个庞大的人口、经济和社会集团，其从事的行业被定义为本国第一大行业，确实没什么问题，也是实至名归的……”
总体上来说，在华夏东岸共和国这样一个体制内，情况差不多如黎达彦所说的那样，或出于经济因素、或出于传统习惯、或出于政策引导，每年巨量的新增人口投身农业，确实是一件人所共知的事情，也确实是人们所乐意看到的事情。
在这个国家的主流意识中，农业集团是应当最受到照顾和重视的，因为他们能生产国民生活所必需的小麦、水果、蔬菜、食糖等产品；农业和工商业的平衡也是必需的，食品自给在东岸这样一个四不靠的国家尤其重要（虽然这压力不大，因为潘帕斯草原有着无数的野牛等着你去抓），像联合省那样农产品产出养不活百分之一的本国国民的畸形经济模式，在东岸也是被严厉禁止的。
“现在一些大城市——如东方县、青岛县、平安县、镇海县等地——的农业种植有日渐退化的趋势，而且即便存留下来的一些农业，也受到了商业经济因素的影响，愿意经营农业的人呈下降趋势。毫无疑问，在大城市或工业区，由于我们医疗条件的改善和经济的发展，已经产生了生命和粮食的竞赛，但当地种植粮食的意愿仍不是很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国家——至少是某些地区——已经不再具备一个农业国家的特征了，特别是早期设立的那大约十个县份、数十万人口，其中从事工商业的比例相当之高，且其总人数超过旧大陆许多国家，这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力量源泉。”黎达彦又说道：“所以，现在粮食种植的重心开始向外转移了，尤其是诸如河间这样的新拓之地。其实，这些农业种植区本来应该逐步向上述大城市周边转移的，无奈地方上得不到足够的公地分配指标，这耕地面积自然也就上不去了。可以说，出现这种情况也有政策方面的因素，因为我们国家的人口密度实在太低了，政府需要人为调控国民们拓荒实边。这看起来很不近人情，但却是必须、是百年大计。”
黎达彦说完这些，就没再说什么了，而是微笑着看着他的学生们七嘴八舌地议论。随着交通与通讯事业的发展，以及与海外地区愈来愈紧密的联系，现在的国家和三十多年前却是大不一样了，这在农业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比如，拉普拉塔越来越成为东岸的最主要鲜肉来源地，草原上无数游荡着的野牛本西班牙人捕获（现在东岸人自己越境捕的也不少），然后粗粗加工后（有的甚至不加工，直接卖活牛）被运输至东岸进行销售——腌牛肉在肉类进口中占了支配地位，其进口所值比东岸进口或自产的牛、羊、猪、鹿、鸵鸟、鳄鱼、骆马等加起来还要多——关税保护在这上面荡然无存，东岸国内肉价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大熊市，已迫使越来越多的农民（三茬轮作制度需要养殖不少牲畜）转而养殖奶牛、猪等卖的上价又能产生大量粪便肥田的牲畜，也是相当之不容易，同时也让农民们进一步意识到了商品化农业给他们带来的改变——有时候并不都是什么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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