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宁一路过来京城这边，原本的计划是尽量为阻止可能的靖康出点力。但计划不及变化，大致了解密侦司的情况之后，原本预备好的计划主体无法交出去，剩下的事情也就是一些旁枝末节，交代与否，其实也就无所谓了。
初临武朝之时，对于后世的物理、化学所能起到的作用，其实并没有寄望太深，纵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一来在这个缺乏工业基础的世界，改革一时间难以见到决定性的成效，若让人产生了依赖心理，反倒更加磨损士兵的斗志。二来儒家体系严重忌讳改革与技术革命，这个忌讳并非表现在口头上，而是改革一旦损及利益，排斥会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到来。在杭州的事情结束之后，当宁毅思考着可以做些什么时，在技术上首先选择的，已经不是火药，而是土法炼钢。
中国五千年文化，博大精深。说是这样说，但若论及技术，譬如冶金，当技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让人民觉得“够用了”之后，在漫长的千年甚至两千年的时光里，冶铁的技术或有小范围的变革，但从无真正意义上的技术革命。而这小范围的技术变革，很大程度或许还是因为铁匠们的敝帚自珍，若真有什么厉害的技法，必然不会流传广大，最终湮没在时光的洪流中，新的匠人才只好去研究些新的技艺。
纯以技术革新而言，这片自给自足的富饶土地并没有吐故纳新的肚量，它的烙印更多的还是画地为牢与固步自封。归根结底，终究是因为这片土地的富饶，以至于在西方的工业革命后，我们迎来了一记巨大的耳光。若从后往前看，不少历史愤青会言及宋朝明朝的技术革新，已经有了工业革命的萌芽，实际上这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的梦话。在这片大地的统治格局与统治文化初步形成之后，再从头发展一千次，都难以在十八十九世纪左右出现工业革命，若不是外族的入侵，就必然是内部的分裂与虚耗。没有危机感的民族，不会求变，只会畏惧变化，因此十八世纪不会有变革，八十世纪或许会有可能。
当然，即便对于宁毅来说，这也是思考之中顺带的题外话了。但因为这些，他有去思考过诸多简单的能够短时间到位的技术创新，首先想到的，还是土法炼钢。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几年时间里，中国大地之上遍布的土高炉没有太多严格而深奥的技术要求，那一场运动在后世曾饱经诟病，经过大量浪费之后一千一百多万吨的钢材仅有八百多万吨能达到工业水平。但若是与此时的钢铁相对比，即便是不能达到工业水准的三百多万吨废钢，许多指标也要远超武朝此时的水准。
这里不需要什么高的工业水准，也并不害怕多大的浪费，只要能打开一条思路，找到合适的碳含量，至少就能够批量生产出此时的铁匠们花半年花几个月才能制成一把的好刀，用于武装精英部队，是没有多少问题的，但由于目前武朝军队欠缺的不是好刀而是军队素养，宁毅将初步的实验，还是交给了陆红提。
而另一方面，虽然还没有类似东厂西厂这般惨痛的前车之鉴，但此时的上层对于建立大规模的密探系统是持审慎态度的，从密侦司在诸多事情中受到的制约就可以看出来。若非事态紧急，又有诸多皇亲国戚参与制衡，恐怕密侦司根本连行动的权力都不会有。也是因此，以竹记为依托发展大规模的舆论导向体系的计划，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得到支持。
首先上层根本就不会理解发动下层民众有多大的意义，反过来说，这反而更像是邪教的端倪。而一旦挂在密侦司名下，这个体系的扩大也会导致密侦司的不可控。因为这些理由，宁毅还是决定了单干。这一次过来，有关布行的事情还在其次，即便他不插手，檀儿过来以后，也有足够的能力将所有的事情推动起来。宁毅真正要做的，还是在离开之前，对于竹记的事情，做出足够的思考。
这一次北上，云竹与锦儿身边并没有带上什么随行人员。因为第一批的人员培训，此时还在江宁进行，这是自杭州回江宁后就在准备的事情，类似于后世的上岗培训，足够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培养出在此时看来已经足堪使用的专业人员。等到云竹与锦儿在这边定下，一两个月后，第一批新老员工参半的人手就会抵达京城，开始准备参与新店的工作。
而即便在这之后，有关于识字、工作技巧、企业文化之类的培训也不会结束，制定足够坚固的考评、升迁、互相监督机制，让所有的事情即便没有云竹与锦儿这些老板的照看与参与都能照常进行。有关于这些东西的基本构架，此时就可以开始构建雏形。而另一方面，想要将这些东西做好本土化的准备，自然就得开始参考这时在京城的各种酒楼、青楼。
这些东西塞在脑海里，虽然白日里宁毅看来悠闲，能够与成舟海等人整日里闲谈，还向秦绍俞提出了从明天开始每天逛一家店的计划，对尧祖年、成舟海等人随口提了同行的邀约。实际上许多的东西都还在他脑海中转着，从尧祖年、成舟海这些见多识广者的话中完善构思，晚上回去，还得将一份份作为现代公司的章程写出来，分析哪些可以用，哪些需要变化，哪些干脆要删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简直是回到了当初创业时的感觉上，当然，重来一次的话，繁琐的事情虽然不少，一切总算是驾轻就熟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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