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塞拜疆！一听到这个国家的名字，我就恨得牙痒痒。
这种刻骨的仇恨是源于2009年6月底7月初，莫斯科的切尔基佐沃市场被政府突然关闭，所有商家的货物都被封存在了市场里。在这种情况下，名声原本就不好的黑毛们就动开了歪念头，特别是那些做生意的阿塞拜疆人。哪怕他们白天还拍着你的肩膀，和你称兄道弟，信誓旦旦地说着会和你同舟共济的话。但到了晚上，他们照样会悄悄地花钱买通看守市场的保安，偷偷地潜入市场内，不是撬开华商的店铺偷走里面的商品和钱财，就是把华商放在他们店里进行铺底销售的货物席卷一空，随即逃之夭夭。
就这样，仅仅在短短的一两个星期时间内，这一小部分人的所作所为，就让阿塞拜疆人就成为了臭名昭著的过街老鼠。以至于后来和华商打交道的人，都要郑重声明：“我不是阿塞拜疆人。”接着还会义愤填膺地骂上一句：“阿塞拜疆人都是坏蛋！”
我经常都在思考：假如再遇上那几个卷了我的货物跑了的阿塞拜疆人，而当时我手上正好又拿着一把刀的话，我会不会毫不犹豫地向他们捅过去？
朱可夫无意中一回头，正好看见我这幅咬牙切齿的尊容，不禁有些吃惊地问：“丽达，你这是怎么了？”
他这么一问，顿时让我从失态中惊醒过来，我急忙掩饰地说：“没啥，牙痛！”
“牙痛？！”朱可夫用同情地目光看着我，“军队里可没有牙医啊。如果你痛得厉害，我就陪你回去找卫生员要点止痛药，那个婚礼我们就不去参加了。”
“别，别耽误你去参加战士的婚礼，我的牙痛不要紧，忍一忍就过去了。谢谢你的关心，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要知道诺门坎可是朱可夫的成名之战，能在这里见到以前的老战友，他不知道有多开心。既然他已经答应了上校去参加婚礼，我就不能让他失信，即使心里再讨厌阿塞拜疆人，眼前的形式下，也只能硬着头皮舍命陪君子。
在波罗苏希上校的指点下，我们的车来到了离战线两三公里远的一个建筑物前，婚礼就将在这里举行。门口站着几个年轻的士兵，正在和纷纷前来的宾客们打着招呼，我看见那些走进建筑物的人，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军人。
看到我们的到来，门口的那两名士兵向我们快步跑了过来。到了面前立正敬礼，其中一位向朱可夫大声报告说：“将军同志，中士艾尔森向您报告，我们正在准备婚礼。请您指示！”
“没啥可指示的，”朱可夫笑着说：“你们继续忙吧，我们就是来随便看看，不用那么拘束，都是参加过诺门坎战役的老战友了。”
“我见过您，将军同志。”艾尔森旁边的年轻士兵突然开口说道。
“哦，是吗？在什么时候？”朱可夫饶有兴趣地问道。
“1939年8月，我们对日军发动反攻的前一天，您到我们的团里做过指示。打败日本人以后，你还亲自授予了我一枚奖章。”
奖章，听到这个词，我果然在士兵的胸前看见了一枚亮晶晶的奖章，朱可夫看着士兵胸前的奖章，点点头说：“嗯，我有点印象了。我记得你在战场上一个人就打死了七十五个日本兵，我没有记错吧，嘎桑上等兵。哦，不对，你现在已经是下士了。”
“是我，将军同志。”士兵自豪地一挺胸部，有些激动地说：“真想不到您还记得我。”
“大将同志，”旁边一直沉默的波罗苏希上校说话了，“没想到您也认识嘎桑，今天我们就是来参加他婚礼的。”
“哦，原来今晚的新郎是你，嘎桑下士。”朱可夫一把握住了嘎桑的手，连声说：“真是没想到，我们的英雄也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我衷心地祝贺你！”
看到噶桑羞得满脸通红，艾尔森即使地上前来为他解围：“将军同志，非常感谢您来参加我弟弟的婚礼。快别老站在门口了，外面冷，请到里面就坐吧。”
举办婚宴的地方，原来是个餐厅。厅里没有张灯结彩，一点喜庆的气氛都没有，桌子摆在了厅的四边，中间留出了很宽的空间。我就坐的时候，还在猜测屋子中间留这么宽的位置，是不是待会要让新郎新娘站在这里，为来宾们表演什么节目？
我好奇地四周瞅瞅，除了我以外，再也看不到任何的女性，真是咋回事啊？没有新娘，这婚礼可怎么举行啊？
等到大家都就坐了，婚礼便正式开始了。
下士嘎桑在他哥哥艾尔森的陪同下，来到了屋子的中间。我原以为和国内结婚一样，要先请领导讲讲话，便把目光转向了朱可夫和波罗苏希，但是看见两人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饶有兴趣地看着热闹，于是我也把目光转向了站在中间的兄弟俩。
艾尔森用阿塞拜疆语叽里呱啦地讲了半天，我一句都没听懂。随即又上来一名上了年纪、穿便服的老人，又接着巴拉巴拉地讲了半天，我还是没听懂哪怕一个单词。直到艾尔森重新发言，用俄语向我们重复了刚才所讲的一切，才知道是在向他弟弟表示祝福。
艾尔森讲完话以后，然后又是他们村里的大叔大伯们轮流到中间去讲话，都是向嘎桑表示祝贺，同时说一些祝福他幸福的话。一直到跳舞开始，都没有人请朱可夫或者波罗苏希上前讲两句话，好像把两人遗忘了似的，换了在中国像这般冷落领导，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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