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往码头的道路上，我们七个人并没有走到一起。我们分成了三组，巴斯曼诺夫带着一名战士在前面开路，两名战士走到后面，我和另外两名战士走在最中间。每组之间的间隔为五十米，在这样的距离上，任何一组和敌人遭遇时，另外两组都可以及时地为他们提供支援。
当我们弓着腰穿行在废墟之中时，为了行程不至于过于枯燥，我有意和身边的两名战士聊起了家常。我首先问走在我的左侧，拎着一支波波夫冲锋枪的年轻战士：“喂，战士同志，您叫什么名字？”
那名战士听到我这么问，不禁愣了片刻：“您是在问我吗，师长同志？”没等我说话，他已经接着说了下去，“我叫茹霍维茨基，是来自古拉格集中营的。”
古拉格集中营，听到这个单词时，我不由好奇地打量了身边的这名战士，从他的言行举止来看，以前似乎应该是来自工厂或者城市的，于是试探地问道：“茹霍维茨基同志，您是怎么进的古拉格集中营。是因为上班连续迟到三次吗？”
“师长同志，您猜错了。”没等茹霍维茨基回答我，另外一名战士已经抢先回答我说：“他是因为前年参加五一游行时，拒绝举斯大林的肖像而被捕被送进集中营的。”
匪夷所思的理由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左右看了看，除了我们三人外，其余的人都隔得很远，应该听不见我们之间的谈话，所以忍不住好奇地追问道：“茹霍维茨基同志，既然您当时参与了游行，可为什么不愿意举斯大林同志的肖像啊？”
“因为我当时手里抱着我刚满周岁的女儿，根本腾不出手来举什么肖像。”茹霍维茨基神情黯然地说道，“我被送进古拉格集中营以后，就再也没见过我的女儿，也不知道她现在如何了。”
“不要担心，茹霍维茨基同志，等战争结束后，您就能见到您的女儿了。”为了转移话题，我又扭头问另外一名战士：“战士同志，您又叫什么名字，也和他一样，是来自古拉格集中营吗？”
战士点点头，回答说：“师长同志，您猜的很对，我叫米哈伊洛夫，也来自古拉格集中营。”
“那被捕的原因呢？”此刻我心中的八卦之魂熊熊燃烧了起来，迫切地想搞清我部下中来自古拉格集中营的战士，都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捕的。
米哈伊洛夫苦笑着回答说：“我的罪名很简单：在街头制止发表翻动言论的人时，又向围观的群众冲锋了一遍此人的反动言论。”
听到这个罪名，我真是哭笑不得，简直比茹霍维茨基的罪名还要离奇。无声地苦笑一声后，我又随口问道：“你们认识的来自古拉格集中营的战友们，都是因为什么罪行被捕的啊？”
“一团的克斯特罗夫以前是名电工，他开玩笑地说：街上根本用不着单做路灯杆子，只需要给斯大林的雕像手里那个灯泡就行了。”
“二团的伊格纳季耶夫在和朋友喝酒时说：为祖国我愿意举杯，要是为了斯大林那就算了。”
“二团一营的米先科夫发牢骚说：感谢斯大林带领人民走上了广阔的大道，可我们家连母牛都没有啦。”
“三团的瓦尔吉涅茨更倒霉，他在粮食店排了两个小时的队，轮到他的时候，粮店下班关门了。他回家时在路上发牢骚：我要面粉干什么，共产主义就快来了，到时候我们就拿着盘子到食堂里领饭吃，跟街上的乞丐一模一样。”
“四团的维思杰尼乌斯在喝醉以后向国家领导人的肖像扔小黄瓜。”
“警卫二连的卡拉巴蒂罗夫，是个哈萨克人，他的罪名是非法履行毛拉职务，举行宗教仪式并收取费用。”
“还有那个马尔特申，他在喝醉酒以后，去参加纪念十月革命周年的庆祝大会，在别人做报告时大声起哄。”
“最倒霉的要算三团九连的那个扎哈尔库，他为了争风吃醋，强迫妻子以对手的名义写了一封反动匿名信，结果很快就被侦破，他夫妻二人都进了集中营。”
……
两人说起自己的那些古拉格集中营的同伴时，一个比一个激动，声音也不禁越来越大。我被他们所说出的诸多罪名吓坏了，原来在无意中说错一句话，就会给自己惹来无妄之灾。我说话一向就属于比较随意的那种，要不是有那么多大腿级的人物关照的话，没准我早就被送进古拉格集中营了，一想到这个，我顿时被惊出了一身冷汗。为了防止两人继续说下去收不了场，我赶紧又换了话题：“米哈伊洛夫、茹霍维茨基，你们两人看起来关系不错啊。”
米哈伊洛夫望了茹霍维茨基一眼，笑着对我说：“是的，师长同志，我们之间的交情不错，茹霍维茨基曾经救过我的命。”不等我追问，他就一口气说下去：“我被送进西伯利亚的古拉格集中营时，正好赶上严冬。我们当时的工作是修筑国防工事，据说是为了防范来自东方倭国可能发起的进攻。我们每天的配给只有350克面包，晚上有一碗只飘着一两片菜叶的清汤。
师长同志，您想想，这点食物根本就吃不饱，别说干活了，就算是躺着不动也够呛。参加修筑的囚犯们个个都浑身浮肿，走路像走在沼泽地里一样摇摇晃晃的，干的活稍微重一点就会两眼冒金星出虚汗。况且国防工事的所在地，离我们住的地方有七八公里，每天在路上就要走一个多小时。零下四五十度的严寒，人又吃不饱，不死人才怪了，光倒在路上的人就不少，再加上那些在干活时就一头栽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的人，每天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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