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尽快告别昨天，活好当下的还有“伟中”在黑木岛上的团队。
发生本地分包商施工人员从铁塔上坠落致死事故之后，项目总监李应龙飞到了黑木岛上。
工程分包协议中对分包商的安全管理责任白纸黑字地提出了要求，死者又是个人违反规则，没有正确使用双钩安全绳等个人防护用具而导致事故，李应龙一方面声称“伟中”的基本立场是如果死者家属要因此事向公司索赔，鼓励走法律程序，另一方面表示“伟中”可以在分包商赔偿的基础上，基于人道主义增补慰问金。
死者家人淳朴，分包商竭力大事化小，善后并不难。但安抚完死者家属，并不等于事情就此了结。
公司内部问责了事故：亚太地区部的年度组织绩效扣2分、印尼子公司总经理和“爪哇移动”项目总监上半年绩效考核降一级、刘铁上半年绩效考核为“D”并且撤去区域项目经理一职。
“伟中”的绩效考核最初起源自美国“通用电气”前总裁杰克韦尔奇的“活力曲线”，典型的精英主义和淘汰法则。他们以半年为一个考核周期，强制比例：
20%的人为“A”、40%的人为“B”、30%的人为“C”、10%的人为“D”。
打“A”的人群是公司一定要喂饱的“领头羊”，他们升级快、每年的加薪幅度大、年度奖金比其他人高出一大截。
落在后面10%的人被打上的标签是“不合格”。刘铁的这个“D”，意味着他不仅被从区域项目经理的岗位上“末位淘汰”，而且未来一年时间的升级、加薪、奖金都没了影踪，以他的个人职级来估算。损失数十万，这个惩罚不轻。
至于对分包商的处理，李应龙把问题留给了紧接着空降而来的谢国林。谢国林刚落地黑木岛两天，李应龙就飞回了雅加达，那边的压力也不小。
谢国林决定了“二出宫”，第二次外派海外常驻时领到的首要任务是以项目副总监的身份加入“爪哇移动”大项目组，负责“数字化交付”的变革推行。计划没有变化快，李应龙让他先救火，到黑木岛来把刘铁下课后区域项目经理的职责给兼了。
区域的工程进度已经大大落后于项目计划，加上致死事故，团队士气低落。
谢国林认为工程进度要想追上计划，先得把分包商的问题给解决了。他拉着刘铁、负责采购的史蒂文在刘铁的房间讨论。
谢国林问：“我昨天晚上研究分包商的情况，挺奇怪的。‘A公司’明显资质更好，和‘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合作多年，是优质分包资源。‘B公司’的规模、实力要差多了。为什么我们当初只给了‘A公司’30%的工程份额，反而给了‘B公司’70%的工程份额？”
“B公司”是这次出了致死事故的分包商。
史蒂文回答：“‘A公司’报价高，又是‘爱立信’、‘诺西’的传统合作伙伴，我们公司在黑木岛这边刚有大项目，他们对我们信心不足，承诺的施工队数量偏保守。‘B公司’价格低，和我们合作意愿强，配合度高，虽然实力弱一些，但可以培养。”
他望了刘铁一眼，补充：“谢总，这个是刘总和之前来支持的采购在项目准备阶段定的，在采购委员会汇报通过的策略，当时我还没有来。”
谢国林看到史蒂文表情，觉得他补充这一句，似乎是表明自己有不同看法，但他没有追问，只是交待：“你们别叫我谢总，叫老谢吧！”
他和刘铁商量：“老刘，我仔细看了项目进度，我们现在延误就延误在‘B公司’这边，‘A公司’最近进度比较快。分包协议中写了，如果发生‘EHS’致死事故，我们有权中止合作，下一步我们调整分包商的份额，把大头转给‘A公司’做怎么样？”
这些天，刘铁“防守心态”更重，总是下意识觉得别人在责怪自己，第一反应总是“辩驳”。
他条件反射地表达疑虑：“老谢，我们项目经理权力没有那么大，公司防腐败，调整份额要采购委员会集体决策，比较麻烦。‘A公司’贵，如果重用他们，我们的项目成本又要被拉高了！而且，他们和我们的竞争对手关系好，不一定愿意加大在我们这边的投入。”
谢国林外表忠厚，内心坚定：“老刘，你讲的这些都不是绝对的吧？第一，平时没事调整份额有腐败嫌疑，是比较敏感，但现在是‘EHS’事故触发的，采购委员会为什么不能同意？我的诉求是要么调整份额，要么按协议中止和‘B公司’的合作，马上引入新的分包商！”
谢国林接着说：“第二，项目这么延误下去拉高的成本你们算过没有？我们可以找项目财务算算，按这个进度，仓储积压的成本、回款延迟造成的资金成本、自有员工的人力成本、将来可能被客户罚款的成本、等等有多少？第三，‘爪哇移动’一期是我们独家中标，其它运营商这段时间有项目给竞争对手吗？竞争对手在这片区域有工程给‘A公司’做吗？你们了解过没有？”
史蒂文回答：“出事之后我想我们可能会按照协议中止与‘B公司’合作，我赶紧去了解了其它分包商资源的情况，现在找新的分包商确实难度大，但‘A公司’的施工队资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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