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用的“做官”一词源自更早的“作官”，直至当下也被混用，二者之间并无太大区别，似乎“做”更具动态属性，而“作”相对抽象些罢了。做官的人所掌权力及于的范围越大、层级越高，就权力越大、官位越高。
历史和现实中，许多人都误解了读书的目的，误以为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其实，读书是为了明理，为了能更好地体现和实现人生价值。
做官的目的是金钱？显然不是。与做官相比，其他挣钱的工作多得多。总体上说，经商做买卖应该比做官更能赚钱。一个廉洁官员日常所得不过是俸禄，在今天就是工资，并不多。如果不廉洁而谋求法外利益，那风险很大。谁也不知会在哪天出事，即便不出事，恐怕也是长时期心怀忧惧。只要花费正常，一个人乃至一家人的一日三餐也所费不多，何苦？不出事，整日忧心忡忡；一旦东窗事发，身陷囹圄，悔不当初。显然做官不是挣钱的门路。
做官的目的是荣耀？做官的确可以带来荣耀，尤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更是如此。但是，享有多少荣耀，就要承担多少耻辱的风险。荣辱从来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的人只看到做官的荣耀而忽略了做官的风险。凡做官者必须低调而谦卑。谦受益，满招损，在从政的道路上可谓百试不爽。
做官会有很高的成本。在封建社会中，官场倾轧十分普遍，令人生厌甚至让人恐惧。做官不能不如坐针毡、如履薄冰、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即便是现在，有些优秀的官员，要去从事别的工作，很可能就是优秀的科学家、企业家、文学家等。一旦做官，这些人生理想多半就被放弃了。
那么做官的好处究竟在哪里呢？是可以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人生一世殊为不易。怎么才对得起父母的养育，对得起组织的培养，答案只有一个——实现自己的价值，就是让自己的人生体现出应有的意义。这个意义首先并不是对自己的，而是对他人的。什么职业能够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比较起来，恐怕做官就是一个捷径。因为做官可以利用公权力动员更多力量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这也可以说是做官的最大好处。一己之力总是有限的，要治国平天下非做官所不能也。这恰恰是儒家饱受诟病的地方——想做官，其实这是对儒家的曲解和误解。做官只是儒家的路径和平台，崇高理想是治国平天下，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放眼古今，多少官员由于自己的无知无能或者狂妄自大而误国误民、贻害苍生，最终追悔莫及。平庸或者无能，对于常人来说并不是什么过错，对于官员来说很可能是罪过。一个平庸的官员可能会使一个地区迟延发展五年十年，乃至十年二十年。对于那些具有做官才能的人，要通过民主路径将他们选将出来，通过法治方式让他们尽显才华，拥有一个辉煌的人生，也给千万苍生带来福祉。
做官的人，应珍视职位，克勤克俭，兢兢业业，拥有一颗平常心，拥有一份责任感：“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但古代的封建社会，这些官员可没这些个讲究和名堂了，即便有严格遵守的人，也是寥寥无几！
古代官场的倾轧，那是相当的严重和普遍，不论是皇帝和大臣们之间的争斗，亦或是大臣与大臣之间的明争暗斗，很多时候都显得非常的惨烈和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而且这样的事情也不是某个朝代所独有，从三皇五帝到明末清初，这样的一幕幕都在不断的上演着，从纣王容不下自己的叔叔比干，再到汉末宦官和后戚的明争暗斗，其中的惨烈和惊奇之处，足可见一斑！
清朝末年，慈禧垂帘听政时期，即同治、光绪之交，曾发生大量的奇情冤案，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名伶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汶祥刺马案最为轰动，合称为“清末四大奇案”。尤其是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和张文祥刺马案，都多次被搬演到影视舞台上，令人感慨清末社会之黑暗。
但翻开郑小悠的新书《清代的案与刑》，我们会发现清代这类奇案并不在少数。有些案件离奇古怪，其戏剧性、残酷性决不亚于清末四大奇案。只是在清朝前期和中叶，并没有报刊杂志大肆报道，也没有形成轰动效应。当事人各方默默咽下案件带来的痛苦，纷扰一时的案件很快被历史长河冲到犄角旮旯。有些案件被文人墨客写下，被文书档案记下，等待郑小悠这样的有心人在故纸堆里挖掘出来，讲给当今时代的读者听。
涉及官场人事倾轧，本不复杂的案件就变得扑朔迷离。
清代的知识阶层通常对本朝的刑法体系感到自豪，如名臣张之洞曾说：“我朝深仁厚泽固属美不胜书，然大要则有两事，一日赋敛轻，一日刑狱平。”这句话，前半截是拍马屁、夸大其词，后半截才是重点。就是说，清朝执政两大好处，一是对百姓征收的赋税比较少，自康熙皇帝宣布“摊丁入亩，永不加赋”以后，确实在明面上百姓负担比较少；二是清朝的司法体系非常严密，也相对公平。比如说雍正皇帝杀年羹尧，搁在明朝，这种政治案件，就皇帝一句话的事儿。但雍正帝层层剥笋，最终是通过司法程序解决掉这个政治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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