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州（今江西上饶）沿江的转运重镇——大云仓外，刚刚结束不久的战场之中，犹自是尸横遍野而残兵错横。一群群挺刀持枪的官军游曳而过，监督着许多民夫清理着满地的狼藉。
淮南先锋讨击使兼行营都兵马使张璘，顾盼自若的看着黑压压跪倒在地上的草贼俘虏；虽然时不时有被指认出来的头目和首领，又被拖到一边斩首再抛尸在旁，但是余下的草贼却是更加毫无抗拒而纷纷在地上畏缩成一团。
他是一位古铜肤色国脸粗眉的魁伟男儿，流于寻常的形貌之下举手投足间，自有一种峙若渊停和峻拔如山的意味；而当他踏上了战场之后，则又是另一种风貌和气度了；纵横帷幄挥指方酋的健硕身躯之内，仿佛是时刻在蕴含着令人畏怖的山崩城催之力。
因此哪怕是他稍加颜色之下，别说是那些从属的军将们，就算是他直领的部下和亲信，也是不敢与之正对和大声说话。
经过了朝堂上亢长的博弈和斗争、妥协之后，眼见暮气深重的大唐中枢，也像是一个重症缠身而反应迟钝的病人；终于对已经从湖南糜烂到江西，又从江西糜烂到江东、两浙；各地都有群盗蜂起响应或是豪姓、奸民自称草贼别部，而令官吏军民竞相疲于奔命的东南板荡之势，做出了足够的反应和全力以赴的对策、部署来。
因此，据称朝廷新委任的浙东观察使柳瑫，并已经通过海路到任而开始整军备战了。虽然依旧无法阻止草贼大军四下肆虐的糜烂蔓延之势；但是至少也确保了浙东余下的城池不再继续陷落下去了。
另一方面，除了加紧催促山南节度使刘巨容、江西招讨曹全晸两路大军，加紧进剿和收复失地之外；朝廷已经加征钱粮而倾尽中枢拨给“出界粮”和“行装钱”，从北地征发来了昭义(泽潞)、感化(徐泗)、义成(镇滑）等诸道数路兵马，以协助淮南方面共剿草贼；
然而，来自高令公的授命和意思却是，如此破贼平乱的首功怎么能够轻易让于外人了，最好能够让淮南军中独自领受下来就好了；毕竟，朝堂诸公在讨贼定乱的立场上是基本一致，但在究竟由谁来主导这个过程和大局，却是各有争执和后手的；而首当其冲的淮南无疑占据了先手之利。
最不济也要确保相应克复定难的功劳，大多数落在与令公有所渊源和盟好的义兄弟——刘巨容、曹全晸、周宝之流的手中。却是万万不可以便宜了，素来亲近令公重要的朝廷内援——卢相公的政敌，诸如前宰相王铎、崔安潜那一边的北地军镇，而成为对方乘机重返朝堂的籍口和凭据。
另一方面，则是将这淮南之下名目繁多，而与地方关系盘根错节的镇戍兵、守捉兵、团练子弟，给名正言顺的带出来在讨贼当中多消耗掉一些；
如今令公麾下虽然编练有土、客军七万之众，但是合用的不过是转战多年而得以带到任上左右莫邪都，和就地新募丹阳子弟而成的行营兵而已。剩下的大半数是收降纳叛而来的前草贼部伍；在裁汰掉老弱不堪之后虽然还算精壮和悍勇。
但是在以富贵权势来拢结、驾驭下，指望借助他们这些前草贼之力，来对付、挤兑和排挤那些淮南镇中土生势力的同时；也要警惕和防范其乘机坐大难治；而事事给予暗中压制和明面上扶持并举，令其与土生镇戍兵长期相恶有相互制约，才有令公安然稳坐东南总枢（扬州）而总持局面的偌大权柄。
因此这一次出兵，能够假藉草贼之手而将这两大心中隐患，给有效的削弱和消耗掉，又能博取到足够的功劳和资历，那便是两全其美甚至一举数得的大好事了。为此他这次带来的淮南大军之中，除了本阵的上万行营兵和来自天平、平卢两只客军骑兵之外，其他都是各地的守捉、团练、镇戍兵，属于可以损失和消耗掉的存在。
另一方面，还有籍着追缴草贼的过程，伺机将令公麾下和幕属的人等，给顺势安插到那些沦陷光复州县的缺位上去；以便形成令公主导之下整个东南联结自保的一盘大棋，
故而，最终掌握具体的尺度很重要，既不能草贼一鼓作气的打垮，而少了吊着朝堂诸公和那些急于立功的地方军伍，从容布局的缓冲和余地；又要保持足够的强势和上风，以便名正言顺的将其他可能插手进来的势力排除在外，而成为令公与朝廷交涉更多利弊权柄的重要依据和凭仗。
所以他必需狠狠的打击草贼之势，以保持足够的压力和上风以为功绩、名声；又要在适当的时机宽放对方苟延残喘的片刻，以免草贼自此星散而走，让自己陷入到无贼可讨的窘境中去；那可真又是得不偿失了。
张璘他不是什么名门出身，只是个出身在军营的遗孤，却早早年蒙得初出茅庐的令公看重，自此一路走上了波澜壮阔的戎马一生。可以说，从当初尚且少壮之年的令公，将进帐偷食而被逮个正着的他自此带在身边开始，令公与他而言就是再造父母和当世最可信重之人。
因此，哪怕他现今已经官拜护军将军，检校兵部侍郎、淮南（镇）先锋讨击使，东南行营都兵马使，受海门子（爵）三百户的爵禄；但是朝廷的大义名分对他而言，甚至还不如令公的一时好恶取向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他最大执着和弱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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