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徐静理的回答后，曹志强这才想起来，之前他确实在等人送杂志过来给他看，只是因为项东方的一系列举动，让曹志强心意慌，把这茬给忘了而已。
想到这里后，曹志强连忙坐直身体，清了清嗓子：“嗯，进来吧。”
听到这里，徐静理才推门而入，看见了一脸严肃的曹志强。
“社长。”徐静理面带笑容的几步走过来，然后送上手里的白封书，“这是知己杂志的第一期，您看一看。”
“嗯。”曹志强一脸淡定的点点头，接过书之后，直接就翻阅起来。
所谓的知己第一期白封书，其实就是知己杂志的第一期预刊，也就是非正式发行的内部版。
简单来说，就是知己杂志的第一期内容，大家已经做好了，但在正式发行之前，还要先拿去送审。
这个送审有很多个环节，其中第一个环节叫初审，也就是给总编看一看。
总编看过没问题了，过审了，再送给杂志社副社长看，这叫复审。
副社长那边通过了，再交给社长审核，这叫终审。
这种三级的审查制度，叫做三审责任制，也是曹志强在杂志社内部指定的政策。
顺便说一句，知己杂志社，虽然是有独立执照跟独立招牌的独立单位，但因为情况特殊，办公地点跟红光出版社是在一起的，而知己杂志社的人员，同时也兼任红光出版社的员工。
这种一人身兼两个单位职位的情况，在这时期很普遍。
因此，曹志强既是红光出版社的社长，也是知己杂志社的社长。
同理，陈家邦既是红光出版社的副社长，也是知己杂志是的副社长。
以此类推，余德利也同时兼任红光出版社跟知己杂志社的总编。
在这个时期，虽然出版社跟杂志社这种单位管理的很严，一般人办不了，可一旦能办下来，其对刊物的内部审核是相当宽松的。
换言之，在整个八十年代初，出版社也好，杂志社也罢，出书出刊物的审核工作，都是出版单位自己去自查自纠，上面根本没人细查。
上面不是没有单位能审，比如出版局就有权审核辖区各个出版单位的出版审核问题。
只不过出版局此时人少庙小权力弱，根本没有那个精力跟人手去一一审核下边的出版社跟杂志社。
原因就在于，很多出版社跟杂志社，都是其他各个事业单位的下属单位，比如文化局下属单位，公安局下属单位，妇联下属单位等等等等。
这些出版社的上级经办单位，哪一个的实力都不小，哪一个都不怕出版局这种管理单位。
这就是所谓经办单位跟管理单位的不协调。
出版局开始牛逼起来，那还得是1987年以后。
那一年，出版局从文化部的下属单位中独立出来，成了一个可以跟文化部平级的新闻出版署，还明确了出版署极其附属版权局的权力。
从那之后，出版署极其遍布各地的出版局，成了一个中央直属体系，才算有了点底气跟权力，脱离了地方正抚机构的制约，能正经管一管下面的出版社跟杂志社了。
也正是在1987年之后，确切的说是1990年之后，权力越来越大的出版署开始重拳出击，大力清理各地非法跟违规刊物，严格了审查制度，终于让国内风气为之一清，不再乱七八糟了。
同样是从那之后，出版局这种管理单位，成了真正的大佬，各个出版单位的经办单位，已经无法制约出版局这种单位了。
不过就目前来说，出版局还是文化部的下属单位，跟电影局平级，但权力跟能量却远远不如。
这也就造成了，出版单位的自主权很大，稿件能否发表，基本都看各地出版单位自己，出版局说是一个摆设也不为过。
此时所谓没权没势又没钱的冷衙门，就有出版局的一席之地。
当然，话说回来，各个出版单位在发出刊物之后，如果出了事，比如内容涉及银会涩情等情况，被很多人举报，造成恶劣影响的话，有关部门也一样会出手整顿，比如限令整改之类的。
可有意思的是，这种能对具体出版单位进行罚款整顿之类的上级单位，一般都是当地的文化局或者公安局，出版局大都是凑数的。
也就是说，此时国内的刊物出版，审核方面基本都是看出版单位自身，也叫自查自纠。
但出版单位自身呢，此时也都没有一个严格且普遍的自查自纠制度，都是自说自话，自己有自己的一个衡量标准，或者叫规章制度。
比如此时一个出版社的所谓稿件审核，一般都是总编拍板后，就可以直接发行，没有什么二审三审的。
后世出版单位普遍实行的三审责任制，这时期根本就没影子。
甚至很多出版社跟杂志社的社长，都压根不管图书杂志的具体出版工作，责任基本都压在总编身上。
所谓的总编负责制，才是这时期的主流。
这样做的好处是，内容审核更宽松，创作更自由，坏处就是太过宽松，太过自由。
所以在八十年代初，国内出版业的审核环境，那是相当的宽松，出了好多“批判文学”跟“伤痕文学”，根源就在于审核制度的特别宽松上。
曹志强决定出杂志后，不但定了杂志出版的基调，也就是所谓的震惊体，但同时也定了另外一个基调，就是双重三审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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